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毛泽东与黄炎培（下）

毛泽东与黄炎培在亲切交谈

■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发挥积极的影响■

黄炎培及其所领导的中国民主建国会，与工商界特别是上海的工商界有着密切的联系。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特别注意通过黄炎培对工商界发挥积极的影响。

1952年初，中共中央开展了“三反”“五反”运动。1月13日，黄炎培在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举行的大会上，号召工商界积极响应和配合，订立不行贿、不逃税、不欺诈、不送回扣的“四不公约”，作为整个工商界互相监督和必须遵守的纪律，并认为只有这样才有前途。运动开展起来以后，部分工商业者对未来感到不安和悲观，担心产业被没收，不再努力经营生产，上海出现了咖啡馆、舞厅和饭馆反常繁荣的“三多”现象。黄炎培及时把这些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并建议对工商界有所指示，以消除工商业者的不安情绪。3月15日，毛泽东约见黄炎培，就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以及中共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发表重要谈话。他说：“私人资本在新中国建设上是有贡献的，只不要让它光是图私人的利，必须兼顾国家的利、工人的利。我们要很好地团结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先注重学习。”关于民主建国会的工作，他说：“我希望民建注意两件事：一是帮助资本家去掉‘五毒’，二是要好好地学习《共同纲领》。”毛泽东还问黄炎培：“你看这次运动影响到团结上是怎样？”黄炎培说：“是好的。”毛泽东说：“这次运动是为了团结，斗争是为了团结，这次运动的成功，应该是增进了团结。”黄炎培把毛泽东的谈话精神，先后在1952年7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第二次总会扩大会议上和9月举行的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传达，使工商界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对私人工商业的政策，解除了疑虑，产生了良好的影响。黄炎培后来说：“我把这些训示广泛传达，从此工商业者，也不止是工商业者，对党信服的念头大大提高了。”“他们思想上有了这些基础，从此由个别的公私合营到全行业公私合营，虽然是1956年的事，根已深深地种下，所以一经号召，全国响应。”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私人工商业特别是中小工商业出现了一些经营上的困难。毛泽东对此非常关注，专门约黄炎培了解情况，黄炎培也主动给毛泽东写信反映问题。1952年9月22日，黄炎培给毛泽东写信，谈到上海中小工商业者为税收所苦，1952年1月至5月没有生意，但所得税照收，且在1月底应先缴1/3，因此上海工商界有一些消极心理，认为要扭转这种心理，需从税收和劳资两点入手。此外，黄炎培还多次将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所搜集到的情况反映给毛泽东。毛泽东了解到这些情况后，及时提出要调整工商业政策。11月3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怎么扶持呢？1953年1月31日，他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说：“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税收；二、劳资关系；三、商业调整；四、资金短缺。这些问题都要解决。”对于税收问题，毛泽东提出：“资本家应交的税要交，不应当要的我们不要，不要把人家搞光了。”“应依据有多少钱、做多少生意、赚多少钱、征多少税的原则去做，而不应该做杀鸡取卵的事。”由于中共调整了政策，私人工商业渡过了暂时的难关，民族资产阶级提高了生产和经营的积极性。

在工商业资本家眼中，黄炎培是中共的代言人。因此，毛泽东特别注意使黄炎培能够准确地传达和解释中共关于民族工商业的政策精神。1952年9月初，黄炎培为出席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写好一篇题为《三反五反运动结束以后怎样发挥毛主席对民建方针指示的精神》的讲稿，送呈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认为“讲稿用意甚好，惟觉太激进了一点，资产阶级多数人恐怕受不了，因此遵嘱作了某些修改”。如将资本家应“接受工人阶级思想”改为“接受工人阶级和国营经济的领导”，将“用工人阶级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改为“用爱国主义的思想，《共同纲领》的思想教育改造资本家”等。按照毛泽东修改后的讲稿，黄炎培于9月7日在中国民主建国会北京市分会第四届会员大会上作了报告，在广大工商界人士中产生了良好的反响。他们纷纷表示：我们听了报告，胆子大起来了，经营投资的信心也提高了！

1953年开始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后，黄炎培积极响应中共的政策，号召和动员工商业资本家接受社会主义改造。他一方面要求民主建国会的成员发挥骨干和带头作用，团结工商业资本家，为贯彻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而奋斗；另一方面于1954年3月1日和6月23日，分别在上海大光明电影院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作了两次重要讲话，号召全国工商界朋友，认识“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跟共产党和毛主席走，走向社会主义的明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毛泽东向黄炎培提出，希望民主建国会和工商界加强调查研究工作，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黄炎培主持民主建国会通过了《关于加强调查研究工作的决议》，并在工商界内部动员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加强对工商业资本家的教育，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对此，毛泽东多次致信黄炎培给予肯定和鼓励。

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中国民主建国会在1956年10月和11月，先后召开了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和一届二中全会。在这两次会议上，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检查、讨论了民主建国会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民建工作的方针任务是协助人民政府团结工商业者最后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针对民建个别领导人认为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后，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已经基本上消灭的观点，会议展开了讨论和批评，明确指出公私合营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还是存在的，还需要继续加强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毛泽东了解这些情况后，非常高兴，在1956年12月4日致信黄炎培，肯定和赞扬了民主建国会的进步。信中说：“我们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了……但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仍将层出不穷，解决的方法，就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达到团结这样一种方法。我很高兴地听到民建会这样开会法，我希望凡有问题的地方都用这种方法。”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与黄炎培的交往，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人士和民族资产阶级团结、教育和改造的政策，体现了毛泽东对黄炎培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主人士的敬重、关怀、宽容，也体现了毛泽东谦虚谨慎，平等待人，正确对待民主人士批评和监督的民主作风。新中国成立初期，各项革命和建设事业凯歌行进，社会面貌和经济面貌日新月异，全国人民精神振奋，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之下，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毛泽东谦虚谨慎、民主开明的作风应当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