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与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

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为什么要抛开1957年1月10日设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立中央财经小组？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是什么性质的机构？为什么庐山会议后它就好像消失了？1962年三四月间产生的中央财经小组，是对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恢复，还是重新成立的与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性质不同的机构？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命运如何？

这些问题史学界并没有完全搞清楚。有的史学著作断定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对中断了的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恢复。有的史学著作这样注解中央财经小组：“是1958年6月10日党中央决定成立的，由陈云任组长。小组隶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全面领导财经工作。”这个注解模糊了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与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不同性质。本文结合这个注解，对上面几个问题作初步回答。

■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与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

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是由中共中央下发通知成立的。通知的范围包括中央委员会各位委员和候补委员，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中央各部委、国家机关各党组、各人民团体、军事各部门。通知的内容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由陈云、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黄克诚五同志组成五人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由陈云同志任组长。”这个小组是由党政军中负责财经工作的主要人员组成的。陈云是中共中央副主席，是党中央负责财经工作的主要领导人。李富春、薄一波、李先念都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并分别担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家财政部部长，是政府里三个主要经济部门的负责人。黄克诚是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秘书长（此前曾担任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这个小组无论是从人员构成看，还是从“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的性质规定看，都可以说是中央经济工作领导小组，是在国家财经工作中起决策作用和领导作用的。

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成立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主要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是改进经济管理体制。这件事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起来后，暴露出中央集权过多和国家对地方和企业管得太死的弊端提出来的。目的是要通过改进体制，正确处理中央与地方、企业的关系，解决中央集权过多的问题，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程度的因地制宜的权力，进一步调动其发展生产、建设国家的积极性。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先从工业、交通、农业、文教、商业、财政等六个方面开展调查研究，到1957年7月中旬形成《关于在若干工作中划分中央和地方管理权限问题的意见（草案）》下发各地研究。8月，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先后在沈阳、上海分别召开东北三省和南方九省市经济管理体制改进工作座谈会，在综合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对《意见（草案）》加以修改，分别形成《国务院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国务院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和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9月至11月，这三份文件经过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会议批准施行。虽然由于“大跃进”运动，这三份文件在执行中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是为后来新时期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第二件事是研究解决人民的吃饭穿衣问题。这件事是针对1956年国家基本建设规模过大、投资过多，出现了人民生活消费品严重供不应求的现象提出来的。目的是要发展农业和轻工业，增加生活消费品，实现建设和民生的平衡，把国家建设摆在老百姓有吃有穿的基础上。这对我国1957年宏观经济效益的提高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也是由中共中央下发通知成立的，陈云仍担任组长。与1957年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不同，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是与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四个小组一起成立的，成员由五人增加到12人，新增了谭震林、邓子恢、聂荣臻、李雪峰、贾拓夫、王鹤寿、赵尔陆等七人。这是不是要加强中央财经小组的作用呢？联系当时的背景和对这个财经小组性质的规定看，回答是否定的。

1958年5月，刘少奇、邓小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前排左起）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

■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

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毛泽东严厉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的背景下成立的。1958年初，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严厉批评反冒进，直接点名批评了国务院总理周恩来。但是，会上毛泽东批评综合平衡的思想，批评财经部门不向中央政治局通报情况，批评“天天谈市场，天天谈库存”，显然是批评陈云和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会后，毛泽东在谈话中也明确地讲“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陈云因病没有参加南宁会议，但在2月中旬召开的传达南宁会议精神、批评反冒进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主要由陈云检讨反冒进“错误”和接受批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的另外两名成员李先念和薄一波，也各自对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进行了自我批评。这次会上，毛泽东从决策权和组织程序上批评了反冒进。他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我是个主席，我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到外面看戏的人已经到了，演员要登台了，然后请你签字，叫作强迫签字。”“事实上是一种封锁。你事先不拿出来嘛，你不让我们参与设计嘛，你只拿成品嘛。”在3月的成都会议和5月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陈云再次检讨反冒进“错误”。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陈云作检讨的发言稿上毛泽东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无论是工业方面、农业方面、财贸方面或交通运输方面的工作的方针路线问题及大的政策问题，都应经过中央和各级党委，作出决定。”这仍然是对过去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决策程序的批评。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全国掀起了“大跃进”高潮。在这种形势下，1958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成立财经、政法、外事、科学、文教各小组的通知》。其中，中央财经小组代替了1957年1月设立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通知》中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这些小组是党中央的，直属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向它们直接作报告。大政方针在政治局，具体部署在书记处。只有一个政治设计院，没有两个政治设计院。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对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和党中央一同有检查之权。”这段话是对此前中央经济工作的决策权在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国务院，不在中央政治局的再一次的批评，也是对此前“政治设计院不在政治局”在组织措施上的具体纠正。这段话明确规定了1958年6月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即：与此前的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不同，它已不是根据中央决策统一领导国家经济工作的机关，而是一个仅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

尽管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和权限已不同于1957年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但为了在“大跃进”的形势下，从财经方面发挥好对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主席的参谋作用，仍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开展了很多工作。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陈云多次主持中央财经小组会议，研究解决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问题、人民生活问题。在工农业生产和基本建设方面，组长陈云提出了先生产后基建的方针，提出生产、基建有矛盾时，基建应服从生产，并在兼任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主任时下大力解决基本建设工程质量问题。为缓解“大跃进”带来的市场紧张和人民生活困难，陈云致信中央财经小组，提出采取认真精减1958年多招收的工人，粮食要省吃俭用，组织猪、鸡、鸭、蛋、鱼的生产与供应，安排日用品的生产等有效主张。可以说，“大跃进”以来作为咨询机构、发挥参谋作用的中央财经小组的工作是有重大成效的。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甚至认为“大跃进”以来他直接抓经济工作没有以前陈云搞得好，并动情地说：“国难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经济工作比较好。”

■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无疾而终■

然而，庐山会议后再也听不到中央财经小组的声音了，可以说是无疾而终。这是什么原因呢？从表面上看，似乎与庐山会议前陈云因病休养将中央财经小组组长职务交给李富春代理有关。但从根本上看，与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联系批评反冒进，会后继续“大跃进”密切相关。

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尖锐批判彭德怀意见书的“右倾思想”时，几次点到1956年至1957年期间反冒进的“错误”，并将二者联系起来。毛泽东认为彭德怀的意见书其实就是“大跃进”形势下的反冒进，“在庐山会议上提出反冒进，大泼其冷水，简直是罪恶”。毛泽东在会上奉劝一些人讲话要注意“方向问题”：“我所谓方向，是因为一些人碰了一些钉子，头破血流，忧心如焚，站不住脚，动摇了，站到中间去了，究竟中间偏左，偏右，还要分析。重复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错误的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的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三十公里。”他还说：“如果讲现在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反冒进的一些人，这次站住脚了。”“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

陈云因病没有参加庐山会议，鉴于毛泽东把“右倾”思想同反冒进联系起来批评，病中的陈云是不便以他本人或以中央财经小组名义发出不同于毛泽东的声音的。加上庐山会议后“反右倾”鼓干劲，“左”的指导思想更加盛行，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原来提出的削基建、保生产、保市场等一系列缓和市场紧张、解决人民生活困难的主张，都被淡化甚至搁置起来，经济工作中的高指标又卷土重来，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不可能发声公开表示不同意见。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成立■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1962年2月下旬刘少奇主持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史称“西楼会议”）上决定成立的，但正式通知成立的时间是1962年4月19日。因为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后去外地视察没有出席“西楼会议”，包括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重大决策，是在3月中旬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赴武汉向毛泽东报告并得到毛泽东同意后才正式定下来的。

这次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的文件是由中共中央办公厅署名下发的，内容是中央决定：“中央财经小组由陈云同志为组长，李富春、李先念同志为副组长，周恩来、谭震林、薄一波、罗瑞卿、程子华、谷牧、姚依林、薛暮桥等同志为组员。”

这次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与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和1958年6月通知成立中央财经小组有几点不同。第一，前两次通知都是以中共中央的名义下发的，这一次却是以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名义下发的。这种降格似乎透露出毛泽东对它的重视程度不如前两次高，甚至包含着毛泽东对包括成立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西楼会议”的决策是有所保留的。第二，前两次通知都有“成立”小组的意思，这一次通知只是确定了组长、副组长、组员是哪些人，没有提“成立”二字，也没有提“恢复”二字。第三，前两次通知都明确规定了小组的性质，尽管规定的性质不一样。1957年初通知成立中央经济工作五人小组，规定这个小组“在中央政治局领导下，统一领导国家的经济工作”。1958年6月通知成立包括中央财经小组在内的几个小组，规定这些小组没有决定权，是只有建议权的咨询机构。这次通知则没有明确规定这个小组的性质。这似乎是在有意避免与1958年6月通知的对立。

尽管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下发的文件中看不到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但“西楼会议”的决定和在中央一线主持工作的刘少奇的意见是规定了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的。据邓力群回忆：“西楼会议”决定“重新成立财经领导小组”。据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组员薛暮桥回忆：“西楼会议”后，“少奇同志指示陈云同志，将财经小组从过去的咨询机构改为决策机构”。根据两位当事人的回忆可以断定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性质是“财经领导小组”，是中央财经工作的“决策机构”，是起领导和决策作用的。这个财经小组不是如有些史学著作所说的是“恢复成立”，而是“重新成立”，它同1958年成立的中央财经小组，虽然名称上都叫中央财经小组，但性质是不一样的。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在当时财经工作中实际上发挥了重要领导和决策作用。

第一，这个小组的灵魂人物陈云在“西楼会议”上的讲话，以及其三天后在国务院召开的有各部委党组成员参加的会议上的讲话，既把当时财政经济的困难讲透了，向大家交了底，也把克服困难的办法讲实了，让大家感到有办法克服困难。陈云的办法是：把十年规划明确分为恢复和发展两个阶段；把减少城市人口，精兵简政，作为克服困难的一项根本性措施；把一切可能的力量用于农业增产作为根本大计；千方百计做到财政、信贷收支平衡，抑制通货膨胀；尽力保证城市人民的最低生活需要；计划机关的注意力从工业、交通方面转移到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上来。陈云的讲话成为此后国民经济进行“伤筋动骨”大调整的重要指导思想。

第二，这个小组所做的头件紧迫而重大的事情是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国家计委原提出的1962年年度计划草案基本建设规模和重工业产量指标过大，存在很大供求缺口。3月7日和8日，中央财经小组的第一次会议就是研究调整1962年年度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工业生产和基本建设的发展速度放慢，以便把重点真正放在农业和市场上。4月初，中央财经小组经过反复讨论，形成了《中央财经小组关于讨论一九六二年调整计划的报告》，要求对所有的工业企业进行排队，把生产任务首先分配给那些原料、材料和燃料消耗少，成本低，产品质量好，品种多，劳动生产率高的企业，使它们能够进行正常生产。对没有生产任务和生产任务不足的企业，分别采取停产关闭、适当合并、缩小规模、改变任务等办法来处理，并使减下来的人回到农村去，加强农业生产。这个《报告》经毛泽东批准，于5月26日发往全国各地。接着，国务院又组织若干个工作组，由有关部委负责同志带队，国家计委和国家经委派干部参加，到各大区和重点城市，同地方同志一道落实压缩城镇人口、精减职工、削减基本建设规模以及关停并转企业等各项任务。这份《报告》确定了大调整的重大措施，它的实施成为经济恢复与实现财政经济状况根本好转的关键步骤。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命运■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自成立到当年8月中央北戴河会议之前，真正存在的时间只有四五个月，此后又无疾而终了。但是，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无疾而终的原因，与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无疾而终的原因是完全不同的。

第一个不同是：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到1959年庐山会议前，陈云因病经毛泽东批准将组长职务交给李富春代理，可以说，这个小组在形式上是组长职务在被代理中无疾而终的。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陈云的组长职务没有交给任何人代理的情况下无疾而终的。

第二个不同是：在指导思想上，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继续“大跃进”的形势下，其灵魂人物陈云不便说与“反右倾”相左的话，又不愿说与“反右倾”完全相同的话而无疾而终的。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其灵魂人物陈云对困难形势的估计不同于毛泽东，尤其是提出包产到户、放宽农村政策触怒了毛泽东的情况下无疾而终的。

第三个不同是：在组织程序和组织保证上，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是按照毛泽东的想法成立的，毛泽东修改决定其成立的中央文件，规定其咨询性质，体现了服从开展“大跃进”组织保证的要求。这个财经小组无疾而终，影响不大。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按照刘少奇的想法成立的，体现了加大国民经济调整力度的组织保证的要求。这个财经小组在北戴河会议后虽在形式上已不存在，但其确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措施仍在执行中。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是在什么关节点上无疾而终的呢？这个关节点就是如何调整农村政策。陈云把调整农村政策，放宽农民自由作为解决粮食紧张问题起基础性作用的对策。起初，陈云提出的母猪私养、增加农民自留地等主张，是得到毛泽东支持的。但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成立后，北戴河会议前的7月初，陈云向毛泽东提出支持安徽等地农业包产到户的做法，发挥个体生产积极性的主张，不仅未被采纳，反而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从此，陈云在政治上受到冷遇，远离了中央最高决策层，成立不久的中央财经小组也就无疾而终了。

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的无疾而终，与毛泽东是有关系的，但如果完全看成毛泽东的责任，那未免有失公正。

毛泽东公开承认开展“大跃进”以来的经济工作是由他主导的，而“大跃进”以前的经济工作是由周恩来、陈云主导的。他说：“一九五八年、一九五九年主要责任在我身上，应该说我。过去责任在别人，恩来、陈云，现在应该说我。”毛泽东还多次公开表示改变由他直接抓经济工作的做法，恢复由陈云抓经济工作。如庐山会议之前，毛泽东曾表示他不能搞经济工作，他不懂，“还是陈云搞得好”，“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又说：“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工业、商业，我就不大懂。”他又称赞陈云：“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可以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反右倾”打断了毛泽东恢复由陈云主管经济工作的想法。1962年七千人大会及其后，如果有一个让毛泽东下台阶的机会，由毛泽东提出恢复由陈云主管经济工作是可能的。但是，这样的机会并没有出现，反而出现了一个让毛泽东心里不快的决定。这就是在毛泽东去外地期间，1962年2月下旬“西楼会议”决定成立有决策权的中央财经小组，并于3月7日、8日召开了中央财经小组第一次会议，直到3月16日才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飞赴武汉征求毛泽东的意见。

陈云曾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讲话，主要是和稀泥，这不是我陈云的性格，同时不能给毛主席难堪。”而成立以陈云为组长并有决策权的中央财经小组是比那更让毛泽东难堪的事情。

其一，刘少奇等是在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实际上已经成立，并召开了一次有实质意义的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之后，才去武汉向毛泽东报告的。这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我是个主席，我也没有参与设计”的事实。

其二，1962年成立有决策权的中央财经小组，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成立的只有建议权的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在做法上、要求上都是对立的。

其三，毛泽东已经表示领导经济工作他不如陈云，让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领导国民经济调整他是愿意的，由他作出“陈云出山”的安排也是有可能的，而现在却采取了让毛泽东被动表态的形式、外力强加的形式，这也是毛泽东所不愿看到的。

这种难堪是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无疾而终的原因之一，也是后来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远因之一。毛泽东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中就“联系到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刘少奇在检查中也联系到1962年推荐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的事情。刘少奇写道：“由于我当时过分信任陈云同志，并且偏听他的意见，在思想上同他有共同性，所以我向中央和毛主席推荐陈云同志做中央财经小组的组长。毛主席此时不在北京，我和中央其他几位同志到毛主席那里汇报了北京讨论的一些情况，并把已经拟好的中央批发陈云同志的讲话的文件送请毛主席批发。我后来才知道毛主席是根本不赞成我们对当时的形势估计和某些做法的。”

今天我们研究1958年和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一是要把真实情况弄清楚。说1958年中央财经小组与1962年中央财经小组一样，是全面领导财经工作的机构，这是不真实的。说1962年毛泽东同意成立以陈云为组长的中央财经小组，这也只看到了表面的和片面的情况。二是要从中吸取经验教训。当时中央领导集体采取一线、二线的领导体制是不成功的。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处于二线，第二把手刘少奇和总书记邓小平处于一线，“两线”之间容易产生矛盾，稍有对立，不善迂回、协调，势必激化矛盾。“文化大革命”这场悲剧，从一定的角度上说正是“两线”矛盾激化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