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军队到民间：“文革”前中期的“红宝书”及其传播

红宝书”通常指《毛主席语录》，它在20世纪60年代风行全中国乃至传播到全世界。 “红宝书”首先由军方组织编辑出版，随后在社会上得到推广。广大城市和农村地区在60年代初分别开展了“五反”“四清”运动，“红宝书”在此背景下开始从军队向其他机构和群体传播。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红色狂热”浪潮，“红宝书”被大量印刷出版，它的普及率得到大大提高，覆盖了街头巷尾、田间地头并且延伸到海外地区，直到1971年“九一三”事件爆发后这股浪潮才戛然而止。

“红宝书”的概念和起源

对于“红宝书”的概念大抵有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红宝书”指毛泽东所有著作中的《毛泽东选集》、《毛主席语录》、诗词、题词、最新指示等方面的书籍；另一种则认为“红宝书”特指《毛主席语录》，即把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中的警句和主要观点汇集起来的书册，收集了诸如“为人民服务”等警句，并且在再版中继续编录他的新言论和新主张。本文所涉及的“红宝书”，也主要是指《毛主席语录》。

第一种看法主要考虑了“文革”前的学习毛泽东著作高潮的这一情况。在1959年庐山会议后，林彪开始接手中央军委的工作。出于巩固自己地位和获取毛泽东的好感，林彪多次强调学习毛泽东著作并促成了一场以该内容为核心的社会运动。人们将毛泽东的著作视为革命法宝，并以“红宝书”来尊称它。第二种看法侧重于1964年5月《毛主席语录》正式出版后的情况。虽然早在1958年《人民日报》也曾刊登过毛主席语录，但“文革”中盛行的《毛主席语录》的产生与林彪有着密切的关系。他在倡导学习毛泽东著作时提出背诵著作中的精辟重要的语句，并且在1961年指示《解放军报》选登毛泽东的有关语录。随后，第一本《毛主席语录》便诞生在解放军报社，其最初被命名为《毛主席语录200条》，在增补后正式改名为《毛主席语录》。最初的版本是纸皮封面，后改为更具标志性的大红色塑料皮封面，故而得名“红宝书”。

由于《毛主席语录》最初考虑的受众是广大文化水平较低的解放军战士，内容比较简单明了，因而与其他著作相比其接受群体更为广泛，且对毛泽东思想的宣传效果更为明显。所以“文革”中的“红宝书”主要指《毛主席语录》，这一名词在这段特殊的历史时期逐渐成为家喻户晓、四海皆知的流行词。从1967年开始，《人民日报》载文（有时在文章标题中）中出现“红宝书”一词的频率骤增。“红宝书”最初在军队中广为传播，解放军总政治部领导要求部队中干部每人一本，战士每班一本，而且还推出了便于携带的52开本。林彪为1964年的再版题词：“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并且在当年12月指示扩大印刷量从而使得全军人手一册。为此，解放军报社还专门成立了《毛主席语录》发行机构。此后，各界纷纷向军方借用纸型来自行印刷，“红宝书”便跨出军营而走向全社会。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出口后，“红宝书”遂开始大量传播到全球各地区。

《毛主席语录》将毛泽东的主要论述按照专题摘录汇编，成为人们学习毛泽东思想的权威书籍。从某种程度上而言，“红宝书”从军队走向民间的过程，恰好伴随着社会各领域被卷入“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过程。

“红宝书”的出版情况和普及对象

《毛主席语录》自出版以来便受到了从中央到地方各层机构的重视，从军队单独印刷发展到各地自行印刷，“红宝书”的数量在1964年到1965年剧增。1966年“文革”爆发后，《毛主席语录》的数量更是以惊人的速度增长。在“学习毛泽东思想”口号的号召和激励下，全国上下轰轰烈烈地学习和背诵《毛主席语录》、“老三篇”等被认为凝结了毛泽东思想精髓的作品。1965年再版的《毛主席语录》仍然是在军队内部发行，1966年文化部召开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之后，各地方开始印刷《毛主席语录》，并且在1969年达到高潮。“文革”中，“红宝书”从军队推广开来，渗透到国家生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在不同地区折射出不同的特点，但总的来讲，都反映了“文革”这一特殊历史时期对领袖的崇拜、对领袖思想的教条式尊奉等文化精神现象。

20世纪60年代中期，毛泽东著作的出版量和翻译版本量都远远超过之前。据《人民日报》记载，1966年外文版毛泽东著作的发行量相当于1952年发行量的100倍，具体数据可能存在被夸大的情况，但仍可以反映一定现实。《毛主席语录》被称为20世纪最流行的出版物，根据今天的统计数据来看，在60年代中后期短短几年之中，国内出版的《毛主席语录》包括50多种文字印制的500多种版本，总印数达50多亿册。《毛主席语录》到1967年已经被翻译成24种文字出版发行，“从一九六六年十月到一九六七年九月的一年内，外文版《毛主席语录》就在一百二十八个国家和地区发行了一千三百三十万册”。仅1967年，《毛主席语录》就“出版三亿五千万册，《毛泽东著作选读》出版四千七百五十多万册，《毛主席诗词》出版五千七百多万册”。此外，“红宝书”还被译成藏、蒙等少数民族文字出版发行。“文革”前中期，各地“红宝书”的印刷基本上得到了中央的支持，造纸、油墨、塑料、化工、机械、商业等物资生产和供应部门，以及铁路、交通、邮电、民航等单位也全力配合其印刷工作。“文革”之前掀起的全国军民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浪潮促使毛泽东著作的出版量剧增。“文革”开始后，“红宝书”基本上成为了《毛主席语录》的代名词。从1966年到1971年的这段时间，是“红宝书”席卷全国的鼎盛时期，林彪关于学习毛泽东思想的“三十字方针”则成为全国对“红宝书”解读应用的一大依据。

“红宝书”的普及对象在政治成分上有一定的限制条件，并非所有人都有资格学习，它已成为了个人拥有良好政治成分和政治觉悟的象征。在1966年10月之前，由于《毛主席语录》尚未公开出版，掌握“红宝书”的大多是军队人员和部分各级领导以及1966年6月开始登上历史舞台的红卫兵群体。“文革”时期，《毛主席语录》的主要受众侧重于广大工农兵群众及工农出身的知识分子阶层。“红宝书”普及对象的身份限制也随“文革”运动形势变化而不断更新标准，而“红宝书”也往往成为“文革”中不同派别斗争等行为的借口或武器。“红宝书”在国内成功地掀起一股红色狂潮的同时，在国际上也成为一种流行事物，这既和国际上对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的好奇与关注有关，同时也离不开中国对外推广毛泽东著作的强大影响力。

“红宝书”在中国社会上的传播情况

从1964年人民出版社开始向地方供应解放军总政治部《毛主席语录》纸型，到1966年文化部召开全国毛主席著作印制发行工作会议之时，《毛主席语录》在中国社会上的传播尚局限在一定的阶层范围内。“文革”的爆发和红卫兵运动的兴起促使“红宝书”的传播突破了原先的范围，并且其传播速度得到了极大的提高，到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时，“红宝书”已经遍布中国的街头巷尾、田间地头，中国社会处于一片“红海洋”之中。一般而言，“红宝书”在“文革”前期社会上的传播，以各级政府机构和各种企事业单位以各种方式向个人分发《毛主席语录》为主，此外各类书店也大量出售《毛主席语录》。除人民出版社等主要出版阵地外，地方上也普遍大量印刷《毛主席语录》，“红宝书”印刷数量的剧增为其在中国社会上的传播普及提供了可能性。

红卫兵成为“文革”前期最早获得“红宝书”的社会群体。各地红卫兵在北京受到毛泽东接见时，每一个红卫兵手中都高高地挥舞着一本“红宝书”。此时红卫兵显然是一个让人羡慕的身份，他们的标准装束是“身穿绿色或黄绿色的军装，头戴同一颜色的军帽，腰间扎宽大的武装带，武装带上配有铜扣，胳膊上则戴着印有‘红卫兵’三个字的袖标，胸前佩戴毛泽东的像章，手中持一本红宝书，再在肩上挎一个印有‘为人民服务’的军挎包”，这在当时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模仿的流行装扮。《毛主席语录》也在广大年轻学生群体中流行起来。红卫兵所掌握的《毛主席语录》经过传阅和赠送给其他群体，一定程度上扩大了“红宝书”的传播范围。

“文革”前中期提倡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浪潮从军队扩展到社会各领域，城镇地区各级革委会、学校、工厂等单位纷纷组织学习小组，讨论并学习毛泽东著作。各级政府以及后来的各级革委会对毛泽东著作的推广是“红宝书”传播的一大动力。如在“文革”前，上海市委做出决定，“要求各级干部，在今年一年内，精读、通读《毛泽东著作选读》和《毛主席语录》，还要挤出时间通读《毛泽东选集》第一至第四卷和毛主席其他著作，有条件的还可以选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文革”开始后，各界开展的对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活动越发激进和具有强制性。学习《毛主席语录》的“早请示，晚汇报”活动最初兴起于军队开展的学习毛泽东著作的运动之中，后来逐渐扩展到社会领域，并成为“文革”前中期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便于随身携带的小开本《毛主席语录》在当时广为传播。此外，伴随语录书的宣传而产生的“忠字舞”“语录歌”等“文革”新生事物也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天天读”（《毛主席语录》）、“活学活用”（“老三篇”）也是当时兴起的关于学习毛泽东著作的主流指导思想，与这种学习相关的是“遍布全国的大大小小的学习班、讲用会、经验交流会和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各地普遍进行大学习、大总结、大评比与大交流，甚至成立了专门领导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办公室。人们聚在一起交流学习经验与心得，这些交流的人员中并不是只有工作的或者读书的，还有十岁儿童，有七十多岁的老人，也有家庭妇女和一字不识的人”。在这种背景下，人手一本“红宝书”已成为基本要求，学校、工厂等均分别向学生、工人派发《毛主席语录》以供学习和生活使用。根据林彪关于学习语录书的“活学活用”指示，社会上兴起了一股以《毛主席语录》为行为准则的风潮，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一切行为活动都与语录相关联，如购物、理发、出行等。

在偏远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有各级政府部门组织的机关干部下乡宣传与学习活动，以及毛泽东思想宣传小组进行的文艺宣传。所有的下乡干部都会带上毛泽东著作和有关“文革”的文章，一面参加劳动，一面组织群众学习。不少地区专门组织彩车队运送大量的“红宝书”到农村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免费或低价向农民推广《毛主席语录》，此类活动在当时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1968年底开始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被下放到各农场和农村地区的知青也要学习《毛主席语录》，他们或者自带语录书，或者由下放地区的大队负责派发。向少数民族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传播《毛主席语录》的活动，主要由解放军组织的宣传队进行。《人民日报》对此类活动进行了较多的宣传，如“驻守在祖国边远地区的人民解放军和当地民兵，组成千千万万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深入草原，走遍山寨，向兄弟民族人民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这些宣传队向少数民族群众传播毛泽东思想，破除封建迷信和反动思想。到“文革”中期，“红宝书”在藏、蒙等主要少数民族地区的普及率已相当高。

“文革”前中期印刷“红宝书”的工作日渐超出控制而导致了大量资源浪费。1969年3月24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出版毛主席著作和制作毛主席像章要贯彻节约闹革命的原则。城里有些人有上百个像章，有很多毛主席著作，这不是浪费吗？广泛传播毛泽东思想，要讲究实效，不要形式主义。”周恩来还指示对各地印刷的毛泽东著作进行清查。北京市革委会于9月6日向全市传达并布置清查任务，至10月9日止就收到各单位上报非法印制的样本657种（总印数750余万册）；中央各部门报送的样本中，仅非正式出版社出版的《毛主席语录》不同版本就有440种，其中由大专院校红卫兵和其他群众组织编印的占53％，省、市革委会及各部队、机关、学校等单位编印的占47％。“红宝书”掀起的红色狂潮随着“九一三”事件的爆发而归于平静，此后逐渐淡出中国人的社会生活。

“红宝书”向海外的传播情况

在“文革”之前，中央对“红宝书”的对外传播尚持保守态度，原则上并不赞成将《毛主席语录》赠送或卖给外国人，更不要求出国人员主动对外散发语录书。1966年“文革”爆发后，中央对待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态度转为激进，此后以《毛主席语录》为主的毛泽东著作开始被大量翻译成外文并向海外传播。“红宝书”向海外传播的途径大致有这几种：一是诸如中国出口商品交易会（简称“广交会”）之类的出口商品交易会；二是外国地区直接向中方订购语录书等毛泽东著作，或者自行翻译出版这些书籍；三是在海外的中国人员的宣传和散发；四是外国友人赴华访问时获得中方的赠送以及外国在华留学生的传播。除此之外，“红宝书”向海外传播也有在非同寻常的契机下以比较特殊的方式进行的，比如武装冲突等。

创办于1957年的广交会为外国人接触“红宝书”提供了平台。在语录书被批准出口后，“红宝书”向海外传播则主要依靠外国的订单和各国自己的翻译出版。20世纪60年代，广交会上的书籍馆里通常陈列着用各种文字大量出版的毛泽东著作，这使得前来参加广交会的外国人士有机会接触到在中国风靡一时的“红宝书”。但是这种形式的接触毕竟是有限的，无论是出于好奇还是出于研究兴趣，国际上对中国“红宝书”的关注度居高不下。“文革”爆发后，“毛泽东思想是全世界革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最强大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我国革命的出版工作者、革命的工人们，把出版世界各民族文字版的毛主席著作，满足世界革命人民的渴望，看作是支援世界革命的神圣职责”，将毛泽东思想传播到全世界也势在必行。

1966年10月，中宣部批准《毛主席语录》出版，此后中国的“红宝书”开始走向海外读者。到1969年中期，在60个国家和地区里，有用70种文字翻译出版的1100多种版本的毛泽东著作。此时《毛主席语录》已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据《人民日报》载文统计，该书在短短三年中，已“在二十五个国家和地区里，有分别用英、法、西班牙、德、意、希腊、丹麦、荷兰、挪威、冰岛、芬兰、阿拉伯、老挝、希伯来等二十五种文字出版的五十一种版本”。西方国家中最早与中国建交的法国，也在中方的宣传中表现出一种对毛泽东著作的强烈的兴趣。“文革”时期，中国的宣传或许存在夸大事实的情况，但就当时中国“红宝书”的出口情况和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的影响而言，流向海外的“红宝书”的数目确实庞大且版本众多，它甚至成为了20世纪国际上对中国主要印象的构成因素。

在国外的中国人员对“红宝书”的宣传以及中方对来访人员硬性赠送“红宝书”，也对其向海外传播产生了影响。在“文革”时期，但凡来中国访问或公干的外国人大多会收到中方赠送的“红宝书”，一些人在离开中国时将这些礼物带回去了，而大多数人则直接将它们留在了暂住的宾馆里。这种强制性宣传毛泽东思想的行为让许多外国人分外反感也非常无奈，虽然他们对“文革”时期的中国较为感兴趣，但不代表他们愿意接受中国的这种做法。当时中国驻外大使馆人员、中国留学生和其他在国外的中国公民也纷纷响应国内号召，以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己任。尤其以青年学生群体的行为最为激进，他们在异国他乡的街头散发和宣读《毛主席语录》，“红宝书”伴随着他们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场合。青年留学生的宣传行为有时会罔顾其他国家的实际情况和文化背景，这种偏激的行为虽加深了外国人对“小红书”（外国人对《毛主席语录》的称呼）的印象，但不幸的是这种印象总是与“疯狂”“野蛮”等字眼挂钩。国内红卫兵运动也影响到国外的一些学生运动，例如“1967年初，中国一批留欧学生在向列宁墓进献花圈时，遭到苏联军警的疯狂镇压，发生了‘一·二五莫斯科红场流血事件’”。在诸如此类的事件中，“红宝书”在政治和思想方面的象征意义的作用要远超过其自身的价值，虽然它作为特殊年代的产物并且代表着一种并不完全正确的路线，但它仍然反映了中国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解读和建构，而不是一味地追随苏联经验。